工业革命的红利
襁褓中的20世纪，为欧洲人带来无数希望，不论他们身在家乡还是遥远的殖民地。欧洲人民前所未有地迫切希望，他们的孩子能接受良好的教育，而十岁童工在农场和作坊里终日劳作的情况也不再寻常。生活质量得到改善，饥荒越来越少，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长。尽管在举国欢庆的场合，仍可见大型陆海军游行过街，但是欧洲主要国家之间的战事已逐渐减少。民主正在蔓延，自由亦在传播。然而，这些美好的前景大多只属于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似乎尚未降临至非洲、亚洲以及遥远的太平洋岛屿。
星条旗
实践发明家在塑造着未来。在早期工业革命的蒸汽时代，著名的发明家通常是苏格兰人或英格兰人。19世纪5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掀起第二波发明浪潮的发明家则多是美国人。1850年后，美国发明了发电站和电力传输线、留声机、电话、便宜的照相机和胶片、钢筋铁骨的摩天大楼、电梯、开采炼化石油的技术、飞机，以及轰动一时的轻质金属铝。与此同时，欧洲大陆发明了无线电传输、X射线、爆破岩石的炸药、内燃机、各种步枪和机关枪，同时改进了已有的机器、小工具和配方。
两个天才的竞争
1945年5月的前几周，长驱直入的苏军到达波罗的海沿岸刚刚被废弃的德国火箭基地。几座高耸的测试塔依旧矗立在原地。苏军也是第一个到达V-2地下军工厂的，他们在那里发现了火箭的工具、零件还有方案和图纸。他们还俘获了军工厂中技艺娴熟的工人，但只有几位是火箭专家。
反观美国，德国116人的专家团队和两位团队领导均落入他们之手——这些德国人宁愿被美国人而不是苏联人俘获。最宝贵的战俘沃纳·冯·布劳恩年仅33岁，是世界上最有经验的火箭科学家。从他在被俘后不久的照片里看，他中上等身高，整齐的中分头下有一张孩子气的脸庞。尽管他断了左胳膊，有失威风，但看起来像个不出名的电影明星。他确实是个明星，因为他的团队被几位美国科学家视为二战获胜的几个主要战利品之一。
冷战期间最敏感的莫过于军事上的竞争，而军事上最惊天动地的就数核武器和太空竞赛了。冯·布劳恩和科罗廖夫是美苏两国太空竞争的领导人物。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苏联的火箭和卫星事业世人皆知，但作为主要负责人的谢·科罗廖夫却鲜为人知。
红星照耀中国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若在夏日坐火车走访中国大江南北，所见所闻仿佛是《圣经·旧约》中的经济生活的再现：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踩着踏车提高灌溉用水；大批劳动者站在带有连枷的谷仓里，从秸秆中打谷子；人们徒手播种；一位老妇人从早到晚地照看着三只鹅；骆驼载着担子，赶骆驼的人走在旁边。中国确实也有机车，但只是设计过时的吞云吐雾的黑色大怪物。与中国相比，苏联更有活力。
邓小平结束中国长期以来在文化和经济上的隔离状态，重新恢复了与西欧、苏联、美国、印度以及日本之间的交流，尽管与日本还不太活跃。他甚至要求撒切尔夫人归还香港。自1842年就落入英国殖民统治之下的香港，一直是中国这条项链上的明珠。1997年，邓小平去世的同一年，香港的邮票上再也看不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头像了。
新月再次闪耀
穆斯林土地上的月亮，经过几十年的黑暗之后，又开始重放光芒。到20世纪60年代，越来越多的新独立国家出现，这些国家的国旗上是一轮弯月和伊斯兰特有的绿色。最早取得胜利的是巴基斯坦，也是大多数印度穆斯林的大本营。还有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穆斯林人口。埃及的纳赛尔和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彰显了一些伊斯兰国家新的自信。然而在此前二十五年，几乎所有的伊斯兰地区都由信仰基督教的欧洲人控制。
极端分子正如一个世纪前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样无所畏惧，赔上性命也在所不惜。伊朗的青少年还没当上兵，就被培训着如何在战区像人体地雷探测器一样行走，以防踩到伊拉克暗藏的地雷。80年代，这些招募来的恐怖分子一直延伸到阿富汗，他们企图帮助同胞将无神论的苏联侵略者逐出阿富汗。阿富汗战争结束后，他们把仇恨的矛头指向代表西方堕落的美国：他们是基督徒，支持以色列，它的物质主义文化让年轻的穆斯林走上歧途。
回顾20世纪
倘若将20世纪对半分开，两边的景象大相径庭。
20世纪伊始，整个世界沉浸在乐观的氛围中。最初的几十年里气氛由喜转悲。两场世界大战和前所未有的经济大萧条降临。富裕国家的生活水平在20世纪上半叶提高得并不显著。贫困国家的状况也没改善多少。
国际联盟这一大胆的构想，原以为可以阻止国际战争，最后却以失败告终。1900年到20年代中期，民主在欧洲各民族之间迅速蔓延，但并未如期望那样成功。相反，墨索里尼、希特勒和其他独裁者倒是借着民主一步步走向集权：他们几乎从选举产生的国会那里得到了无边的权力。主要民主国家的选民对外交事务忽冷忽热，没有阻止希特勒德国重整军备。1940年，法国成为第一个面对强敌而沦陷的国家，它的失守让人大跌眼镜。
20世纪上半叶仍然有值得人们乐观的理由。共产主义实验曾让多少亿人欢欣鼓舞，心驰神往。苏联在二战中顽强抵抗，损失比其他国家都惨重，对逼退德国回柏林起到了关键作用。还有另一股欣欣向荣之风：20世纪上半叶的创新硕果累累——飞机、大批量生产的汽车、广播、电影、电话还有家用冰箱。这些都是20世纪中后期消费者市场繁荣的根基。
经济和政治的个人主义，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优越地位，都在20世纪上半叶黯淡下来，之后又在下半叶迅速复苏。环保运动在1930年时还未成气候，而到20世纪后半叶已极具影响力。全世界的人都感到地球越来越小，每片陆地上的人都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全球的信息光速般传播：1901年时，最快的信息通过电线和电缆传播；而到了2001年，最快速的信息通过卫星在全球传播。到了20世纪后半叶，那些曾祖父辈在同一个村庄里生老病死的人，他们的曾孙一辈已经可以长途旅行，看外面的山川沙漠、圣地都市，参观画廊，观看体育赛事。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人住在了城市而不是乡下，可谓前所未有的景象。他们不再到田里或工厂里做工，每天的工作也不会让他们精疲力竭。
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人口大国越来越被视为潜在的世界领导者，但是过去一个世纪里发生的种种并没有证明人多地广就意味着能成为国际主导；大不列颠岛坐拥庞大的帝国；只拥有世界一小部分人口的德国和日本在几年的时间，曾打败或打击了几国联盟的势力；被包围的以色列——只是地图上的一小块——打乱了整个中东的阵脚。
20世纪中后期的太空探索，是五百年前哥伦布和瓦斯科·达·伽马跨越重洋以来，最为大胆的探索。20世纪的医疗发展速度之快也是前所未有的。人们寿命越来越长，痛苦越来越少。人们史无前例地享受着物质的极大充盈。1901年时，有读写能力的人还不多，但到2001年能读会写已经司空见惯。尽管还是有过失败，但现在与20世纪初比已经大大减少。诚然，不乏具有远见的人士担心人口过剩、陆海空污染，还有大范围的贫困等问题，但是认识到这些问题的国际意识是1901年不具备的。严格说来，20世纪后半叶出人意料地是在历史长河中最少灾少难的五十年。
1914年8月3日，一战爆发之际，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曾严肃地宣称：“欧洲的灯火已经熄灭，我们有生之年再也看不到它们点亮了。”然而随着时间流逝，灯火又在欧洲和世界亮起。这灯火比以往更耀眼，是奇迹，也是危机。
20世纪，让人心情跌宕起伏，尽管大风大浪已经过去。这种跌宕被战争和战争带来的恐惧所加深着。发起战争的决定，是20世纪前半叶重大而影响深远的事件——1914年和1917年，还有1939年和1941年。20世纪后半叶的重大决定是，不要再有战争。
万幸,当这个时代快要过去的时候才出生。
